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于天者以解之。
大概各种东西不能处于平静就会发出声音。草木本来是没有声响的,风吹动它,它就发出声响。水本来是没有声响的,风激荡它,它就发出声响。水浪跳跃,是有东西在阻遏水势,水流快速,是有东西阻塞了它。水沸腾了,是有东西在烧它。钟、磐一类乐器本来是没有声音的,有人敲击它就会发出声响。
人在言论上也是这样,有了不可抑制的感情然后才表达出来,他们歌唱是有了思念的感情,他们痛哭是有所怀念。凡是从口中发出来成为声音的,大概都是有不平的原因吧!
音乐,是由在心里郁结的情感然后向外发泄出来的,它常常借用那些发音最好的东西来发出声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是各种器物中发音最好的。自然界对于时令的变化也是这样,选择那些发音最好的东西借以发出声音。所以用鸟声表示春天,用雷声表示夏天,用虫声表示秋天,用风声表示冬天,四季的推移变化,那必定是有不得平静的原因吧!
对于人来说也是这样。人的声音的精华是语言,文辞对于语言来说,又是其中的精华,尤其要选择善于用文辞发音的人,来借他们发音。在唐尧、虞舜时代,咎陶、夏禹是最善于用文辞发音的,就借他们来发出时代的声音。夔不能用文辞发音,自己就借着《韶》乐来发音。夏朝时,太康的五个弟弟用他们的歌来发音。伊尹为商朝发出了声音,周公为周朝发出了声音。凡是记载在《诗经》、《尚书》等六经上的文辞,都是文辞中发音发得最好的。
周朝衰落时,孔子一班人发出了声音,他们的声音宏大而且传得长远。《论语》说:“上天要让孔子成为宣扬教化的人。”难道不是真的吗?周朝末期,庄周用他广大无边的文辞来发出声音。楚,是一个大国,到了灭亡时屈原用楚辞来发出声音。臧孙辰、孟轲、荀卿用儒道学说来发出声音。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一类人,都用他们各自的学说来发出声音。秦朝兴起时,李斯用文辞来发出声音。汉朝时,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是最善于用文辞发出声音的。
这以下到魏、晋两朝,用文辞发出声音的人都赶不上古代,但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就其中好的来说,他们用文辞发出的声音清丽而浮华,节奏频繁而急促,语言放荡而哀婉,思想松弛而放纵,他们作的文章,杂乱而没有法度。这大概是上天认为他们德行不好而不肯照顾他们吧!为什么不让发音最好的人来发出声音呢?
唐朝得到天下以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是用他们的才能、用文辞来发出声音的。那些活在世上晚于他们的人中间,孟郊开始用他的诗来发出声音。他的诗超过魏晋的作品,其中精妙的已经赶得上古代作品,其它作品也逐渐接近汉朝作品的水平了。同我一起交游的人中,李翱和张籍是其中突出的。
这三个人用文辞发出声音的确是很好的,但是不知道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而使他们为国家的兴盛发出声音呢?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心情悲伤愁苦,让他们为自己的不幸发出声音呢?这三个人的命运,就决定于上天了。他们身居高位,有什么可高兴呢,身居下位,又有什么可悲哀呢!东野这次到江南去任职,好像心里放不开似的,所以我讲了命运由上天决定的道理来安慰他。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集八代之成”,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又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