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欧阳修是从庆历五年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前曾任太常丞知谏院、右正言知制诰、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等职。被贬官的原因是由于他一向支持韩琦、范仲淹、富弼、吕夷简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反对保守的夏竦之流。韩范诸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贬官,到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外甥女张氏犯罪,事情与之有牵连的罪名,落去朝职,贬放滁州。
欧阳修在滁州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年丰物阜,而且又有一片令人陶醉的山水,这是使欧阳修感到无比快慰的。但是当时整个的北宋王朝,虽然政治开明、风调雨顺,但却不思进取、沉溺于现状,一些有志改革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积弊不能消除,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忧虑和痛苦。这是他写作《醉翁亭记》时的心情,悲伤又有一份欢喜。这两方面是糅合一起、表现在他的作品里的。
《醉翁亭记》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这篇散文饶有诗情画意,别具清丽格调,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确是不可多得的。庆历五年春,欧阳修由于声援范仲淹等人,再遭贬斥,出知滁洲,本文作于到滁州的第二年。“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他感到苦闷;外放可以摆脱朝廷党争,对他也是一种安慰。
文章表现了作者这种复杂的心情。本文以一个“乐”字贯穿全篇,并坦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把政治失意,仕途坎坷的内心抑郁和苦闷寄情于山水之间,消融于与民同乐之间,在描绘一幅幅变化多姿、秀丽妩媚的优美图画时,体现儒家的传统思想,正如《尚书》所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表现了他随遇而安、与民同乐的旷达情怀。
《醉翁亭记》虽然时而山色露布卷面,时而水流泻进画幅,时而人情喧于纸上,看似散,其实一点儿也不乱。首要的原因是作者手中有一根金线。这根金线就是作者的主观感受——“乐”,醉中之“乐”。正因为如此,文章的起、承、转、合,就无不统摄于作者主观感受和体验的波澜起伏。
写山水,是抒发“得之心”的乐;写游人不绝路途,是表现人情之乐;写酿泉为酒,野肴铺席,觥筹交错,是表达“宴酣之乐”;写鸣声宛转,飞荡林间,是显示“禽鸟之乐”,更是为着表现太守自我陶醉的“游而乐”。欢于万物,乐在其中,全文因景生乐,因乐而抒情,这样,行文走笔,一路写出,围绕个“乐”而展开,就不是断片的杂碎,而是统一的整体,犹如穿千颗珠玉缀在金线之中,收万道阳光凝于聚光镜上。
也正因为有聚光点,有主骨架,文笔的散反而会转化成一种特色,显得运笔从容,左右逢源,越是散越是丰满了散文的血肉,增添了散文的生机,增强了散文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