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鲁迅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依据,用第一人称写“我”20年来三次看戏的经历:两次是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看京戏,一次是少年时代在浙江绍兴乡村看社戏,表达了作者对少年时代生活的怀念,特别是对农家朋友诚挚情谊的眷念。
小说的第一部分通过描写“我”在大都会看京戏的描写,展现了那里丑恶龌龊窒息的社会景象和庸俗冷漠自私的人情人际关系。小说的第二部分所描写的则是另一种迥然相异的环境气氛及人情人际关系。这里有美的自然环境,有美的生活情趣,有美的人际关系,有美的人情意味。
通过“我”在京都看京戏栅在农村看社戏两种情景、两种感受的对比,表达了“我”对热诫友好、平等和谐的人情人际关系的向往。
《社戏》写于1922年10月。作品写到在北京看戏的时候,说那是“倒数上去二十年中”的事。从作品发表时算起,倒数上去二十年,便是辛亥革命前十年左右。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如刚刚经过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者正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加紧奴役和盘剥中国人民。
鲁迅于1902年怀着救国救民的思想,留学于日本,1909年至1911年年底先后任教于杭州、绍兴。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主义的清王朝,于1912年1日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此,鲁迅非常兴奋,热情地欢迎和支持,并应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赴南京教育部任部员,后随教育部迁北京。此后接连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他说“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终于使他认识到,经过辛亥革命,中国的社会现状“招牌虽换,货色照旧”,没有什么改变。
十月革命给正在沉思,探索的鲁迅以强烈的震动,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和人民革命的希望。“五四”爱国运动暴发,使鲁迅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于是用笔起来无情地揭露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发出“救救孩子”和推翻封建“铁屋子”的号召。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向敌人接连投去匕首和机枪,表现了鲜明的革命者的立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了小说《社戏》。
这篇小说所着重表现的是“我”对都会和农村两种生活情景、两种人情人际关系的不同感受。
小说的第一部分通过描写“我”在大都会看京戏的描写,展现了那里丑恶龌龊窒息的社会景象和庸俗冷漠自私的人情人际关系。城市剧场里喧闹嘈杂,拥挤不堪;名角摆架子,久盼不出,令人失望;胖绅士目中无人,俗不可耐,吁吁喘气,使“我”苦不堪言。“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的等候过什么事物,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冬冬哩哩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加之以十二点,忽而使我省悟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
作者用这段话总结了第一部分描写的内容及内心的感受,最后进一步强调对于都市京剧舞台的告别:从此“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由此,小说描写的视角是“我”对都市戏园情景气氛及人际关系的厌恶和不满,重点落在“我”的心灵感受及审美评价上:此种环境气氛及人情人际关系不适合于“我”的生存。
小说的第二部分所描写的则是另一种迥然相异的环境气氛及人情人际关系。这里有美的自然环境,有美的生活情趣,有美的人际关系,有美的人情意味。乡下的生活充满无限的生机和情趣,掘蚯蚓钓河虾,饱餐一顿,有迷人的月夜出航,小朋友合烧吃罗汉豆的活动,使“我”无比欢快,心旷神怡。
这里的写景叙事绘人,同样聚焦于“我”的心理感受和审美追求:向往热情友好、淳朴温厚的人际关系,憧憬正直无私、美好和谐的人情味和人性美。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作者抨击都市剧场,盛赞农村社戏,所潜心抒发的正是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憎厌。
通过“我”在京都看京戏栅在农村看社戏两种情景、两种感受的对比,表达了“我”对热诫友好、平等和谐的人情人际关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