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与当时另一通俗小说家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不同,它更接近于巴尔扎克批判社会的观点。在大仲马笔下,复辟王朝(尤其是七月王朝),大仲马和他的读者所生活的时代,被写成颠倒了价值的时代。唐泰斯被无辜地投入紫杉堡的黑牢中,度过了漫长的十四年,相当于复辟王朝统治的年限,象征了复辟王朝暗无天日的统治。
在大仲马笔下,七月王朝的黑暗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那些占据着法律、军队、政治、财政的关键位置的人,即维尔福、弗尔南(莫尔赛夫)、唐格拉斯,他们戴着假面具,道貌岸然,双手沾满了罪恶才爬上拥有权力的位置。最罪大恶极的维尔福却正好代表着社会的最高价值:法律。这个人物是浪漫派对当时社会最阴险恶毒的形象刻画之一,表现了大革命及随后的社会动荡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正义荡然无存。
尽管大仲马是共和党人,但在《基督山伯爵》中,却没有什么让人相信社会进步和正义是治疗滥用权力和价值颠倒的良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下层人物也不见得更好:卡德鲁斯和他的妻子,以及贝内德托,都是像维尔福和唐格拉斯那样的罪犯。从思想上说,大仲马正是在这里与《巴黎的秘密》、《流浪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一样的,有梦想的性质。
基督山伯爵,这个无所不能的人,代替上帝惩恶扬善,在人间重建秩序与正义。但大仲马并没有将这个超人写成能够解决当时社会黑暗的救世主,这是大仲马与欧仁·苏的又一个重大区别。基督山伯爵不像《巴黎的秘密》中的鲁道夫公爵那样,是一个博爱者,他没有披上华丽的外衣,他的身份不断变换,除了他的仇人最后知道他的身份,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
他像以往骑士文学中的英雄,经历了大灾大难,死里逃生,大落又大起。他在小说开头从浪漫派梦想中的东方归来,最后又回到东方去,将这个社会弃之不顾,让人们处在等待和希冀中。他像雷电一样落在这个腐败的世界上,像《旧约》中的耶和华一样实施报复,然后扬长而去。
在小说中,大仲马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政治倾向。唐泰斯不自觉地成为忠于拿破仑事业的牺牲品,但他却没有为此而后悔;小说中的好人几乎都站在第一帝国一边,如摩雷尔船长、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维尔福的父亲努瓦蒂埃。唐泰斯站在受土耳其人奴役的希腊人一边。站在受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人一边。恶人则总是为波旁王室效劳,或者为资产阶级的暴虐效劳。
小说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基督山伯爵只能被看成是对社会黑暗发出抗议的一种力量,他既表明了一种理想,又表明了金钱腐蚀人心的力量。他用知识、矫健的身体、精湛的剑术与枪法、疾恶如仇的精神力量,还有金钱去驾驭这个使人变坏的社会。同时他又具有优异的品质,凌驾于社会之上。这虽然使他显得像神灵一样。但这种神话般的模式却能突出和反映社会的矛盾、人们的失望和从矛盾中产生的梦想。
基督山伯爵作者是大仲马。法国19世纪积极浪漫主义作家,通俗小说家。大仲马继承了父亲反封建传统,终生信守共和政见,一贯反对君主专制;他憎恨和不满复辟的波旁王朝。他曾被视为拿破仑分子而受到歧视。
他先后参加了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推翻七月王朝的二月革命。他曾两次被迫长期流亡国外,1860年他还去意大利协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作战。大仲马三岁时父亲病故,二十岁只身闯荡巴黎,曾当过公爵的书记员、国民自卫军指挥官。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他因为拥护共和而流亡。
大仲马终生信守共和政见,一贯反对君主专政,憎恨复辟王朝,不满七月王朝,反对第二帝国。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亚历山大·仲马屡建奇功,当上共和政府将军。他饱尝种族歧视,心中受到创伤。家庭出身和经历使大仲马形成了反对不平、追求正义的叛逆性格。大仲马自学成才,一生写的各种类型作品达300卷之多,主要以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
大仲马的剧本《享利第三及其宫廷》(1829)比雨果的《欧那尼》还早问世一年。这出浪漫主义戏剧,完全破除了古典主义“三一律”。大仲马小说多达百部,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作背景,以主人公的奇遇为内容,情节曲折生动,处处出人意外,堪称历史惊险小说。异乎寻常的理想英雄,急剧发展的故事情节,紧张的打斗动作,清晰明朗的完整结构,生动有力的语言,灵活机智的对话等构成了大仲马小说的特色。
首先,大仲马在创作《基督山伯爵》时,受到了个人经历和社会大背景的影响。他在1842年对基督山岛产生了兴趣,打算以它为主题写一部小说,以此来纪念他同亲王的旅行经历。此外,他在1838年出版的《关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警察局档案的回忆录》中,发现了一个《复仇的金刚钻》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与《基督山伯爵》中的情节有相似之处,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其次,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法国大革命王朝复辟时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动荡和人物命运的起伏。大仲马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背景,通过大胆的虚构和想象,创作出了这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
最后,《基督山伯爵》不仅展现了复仇的主题,还通过曲折的情节和生动的对话,展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大仲马的创作风格深受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他在戏剧创作方面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为浪漫派戏剧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