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之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主要在于不同意王安石解决大宋三大冗的理念和手段
自太祖登登基到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大宋已立国109年,各种政治弊端都开始显现。比较公认的三大冗,是冗官、冗兵、冗费。当时,但凡有抱负的士人官僚,都认为必须解决这三大问题。惟其如此,大宋才能持续健康发展下去。王安石和司马光也不例外。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司马光和王安石解决三大冗的方式不一致。司马光注重传统,比较中庸;而王安石则比较激进,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故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另外,王安石重法治,而司马光重人治。
司马光对于大宋的弊端的认知以及解决方案,并没有超越同代其他官僚。他认识到了朝局的问题所在,但又不像王安石那样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他只强调从人治的角度,慢慢改变弊端,加强大宋统治。但具体怎么办,他并没有落地的方案。
而王安石则不同,他从法治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虽然有些新政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导致与预期相反的后果。但毕竟,王安石有着自圆其说的逻辑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王安石是主动变法的一方,而司马光仅仅是在王安石推出的新政中找错误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