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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元九书》是唐代文学家白居易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第一段是开场白，简要地交代写作目的和背景。第二段和第三段，从诗歌的发生学谈起，对什么是诗歌的本质提出自己的见解。第四段至第七段列举文学史上的作家和作品。
与元九书原文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昔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
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②，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与元九书译文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之字教给我。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
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士的荣耀，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没有空闲时间睡眠休息。甚至于嘴和舌头都生疮，手和肘都磨成茧。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象飞着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做诗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因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岁我才应进士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
自从到朝廷作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
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士，又做左拾遗的官，亲手领取写谏章的用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
首先是用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有所帮助。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没有想到，心愿没有实现而悔恨已经产，诗歌没有闻于上，而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认为我是错的。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你的情况了，而你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唉!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而不能支持了吗?
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闻于皇帝呢?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人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人罢了。除去读书作文之外，其它事是胡胡涂涂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交换联欢的事，我都一无通晓。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当初应进士试的时候，朝廷里面连一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一个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朋友也没有。
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走趋附。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但是，十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人所知，足迹达到侍从之官。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开始我是由于文章知名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与元九书赏析
白居易作文和他写诗一样，思想感情袒露无遗，语言务求通俗浅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篇文章是在吸取前代和同时代作家所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的诗歌理论的纲领，总结他创作政治讽谕诗的经验，观点鲜明，文字生动流畅，有较强的说服力，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篇散文在简要地叙述他写作这封信的目的之后，以大量篇幅，列举文学史上大量作家和作品，用十分简洁的语句，叙述历代诗歌发展变化的概况，阐明《诗经》以来反映现实的优良文学传统。他从“六义”着眼，强调“风、雅、比、兴”是“六义”的精髓，并从“六义”的兴起、削弱，以至逐渐衰微、消失，评价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虽然还不能概括从上古到中古诗歌发展的全貌，但基本上能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
他还提出诗歌的内容必须做到“根情”、“实义”，就是说诗歌所体现的感情和意义，正像植物的根和果实一样；而形式上的“苗言”、“华声”，是指诗歌的语言和声韵只是苗和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