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
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不通晓文句的去向老师请教,有疑惑不能理解的却不向老师请教;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
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文中虽也正面论及师的作用、从师的重要性和以什么人为师等问题,但重点是批判当时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的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就文章的写作意图和主要精神看,这是一篇针对性很强的批驳性论文。
在批判的基础上,文章又转而从正面论述“圣人无常师”,以孔子的言论和实践,说明师弟关系是相对的,凡是在道与业方面胜过自己或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为师。这是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论证,也是对士大夫之族耻于师事“位卑”者、“年近”者的现象进一步批判。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其郡望在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803),因言关中旱灾,触怒权臣,被贬为阳山令。宪宗元和元年(806)召拜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讨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后历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
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主张“以文为诗”,作诗力求新奇,且多议论。《全唐诗》存其诗十卷。有诗文合编《昌黎先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