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作首句直截了当地指出胜败乃兵家之常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作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次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耻”,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下的“男子汉”呢?“男子汉”三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超过山河,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项羽“无面见江东父兄”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其意盖谓如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两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判、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颇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与《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
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议论不落传统说法的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诗类似。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可取的。
杜牧,字牧之,号称杜紫薇,又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三朝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岁暮卒于长安,终年五十岁。
杜牧是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