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返回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宋神宗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的一次政治改革。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
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便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并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据《宋史·食货志》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收入15,085万余，支出12,677万余。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全国收入12,625万余，“而所出无余”。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财政已出现赤字。当年，全国收入11,613万余，支出12,034万余，非常支出1,152万余，竟然短缺近1,500万（单位均为贯、石、匹、两等）。国家财政年年亏空，不断“发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首先，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变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
再次，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忽略了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此外，政策执行不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都完全违背了变法初衷。
此外，变法没有处理好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等保守势力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改革派缺少凝聚力，不能团结一致地推行变法。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常常举棋不定，没有一贯地大力支持变法。新法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执行不善等原因，不断出现违背变法本意的事件，引起农民的不满。
王安石变法介绍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王莽新政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政治变革运动。
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却“夺穷民之铢累”，推进了军队建设却依旧“痛抑猛士”，由于用人不力及执行出现偏差，变法也带来一些负面效果，造成“民苦于役”，加之朝廷“新旧党争”，使得王安石变法受到不少朝臣的非议。
王安石被迫在七年、九年两次辞去相位。其后，在神宗支持下，新法仍基本推行。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死，子哲宗即位，高太后（宣仁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新法除置将法外，全部被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