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比伦文明是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河流域文明还包括苏美尔文明、阿卡德文明等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大约于公元前3500年产生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是人们已知的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国家之一。
根据大量的考古发现,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居住在这一带的苏美尔人已有较为发达的文化,不仅发明了文字,而且发明了用于书写文字的“泥板书”。公元前3500年以后,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南部建立起很多奴隶制小国。苏美尔文明衰落后,古巴比伦城邦兴起。
古巴比伦王国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奴隶制城邦,大致在当今的伊拉克共和国版图,以巴比伦城为中心。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为维护奴隶主的利益,汉谟拉比制定了一部法典,史称汉谟拉比法典。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
环境问题:古巴比伦位于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这一地理位置为其带来了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但同时也埋下了隐患。由于地处低洼地带,洪水成为了古巴比伦人的常客。在长期的农业开发过程中,古巴比伦人不断开垦土地,导致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问题日益严重。耕地急剧减少,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自然灾害的频发不仅削弱了古巴比伦的经济基础,还加剧了社会矛盾,为文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战争与侵略:古巴比伦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周围先后崛起了多个强大的帝国,如拜占庭、阿拉伯帝国等。这些帝国在扩张过程中,古巴比伦成为了他们觊觎的目标。由于古巴比伦的地形主要以沙漠为主,易攻难守,因此常年受到战争的侵扰。特别是波斯帝国的入侵导致了古巴比伦的灭亡。
文化包容性的缺失:与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等其他文明古国相比,古巴比伦在文化包容性方面显得尤为不足。面对外族入侵时,往往只能采取抵抗或逃避的策略,而无法实现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这种文化上的脆弱性,使得古巴比伦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显得尤为无力。
古巴比伦时代各城邦的政治制度与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及乌尔第三王朝不同。汉穆拉比统一后,建立中央集权 的专制制度。国王独揽政治、军事、外交、司法和宗教等权力,直接任命中央和地方官吏。
大行政区设总督,在较大城市中任命被称为“沙卡那库” 的官员,小城市任命被称为“拉比亚努姆”的官员治理。有些城市(如西帕尔等)获得一定自治权,城市商人鉴督从富裕商人家族中选出,任期1年,负责税收、运河开凿、城墙修筑、公共仓库和码头的管理等。
汉谟拉比的对内政策基本是伊新 拉尔沙时期城邦政策的延续。统一过程中,汉穆拉比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远交近攻,灵活变动结盟关系,为统一两河流域总目标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