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的宰相李邦彦,是一个典型的和议派人物。他主张以和亲、赔款的方式换取边境安宁,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的爆发。然而,如果宋廷能够更早地认识到国防的重要性,加强边防建设,培养精良的军队,那么金军的南侵或许不会那么容易得逞。
再来看金军入侵的关键时刻,当时的宋朝皇帝宋徽宗赵佶对军事一知半解,而真正掌握兵权的是宦官童贯。童贯虽然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的专横跋扈和对武将的压制,使得宋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如果宋徽宗能够在早期就意识到童贯的危害,及时调整军事指挥体系,选拔有能之士担任要职,宋军的抗击能力必将大大增强。
而在那个决定性的晚上,正是由于宋军的疏忽大意,金军才得以趁虚而入。据史料记载,金军在攻城之际,曾因城坚炮利而一度陷入僵局。然而,就在那个夜晚,守城的宋军因为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加之指挥官的轻敌,放松了警惕。金军趁机发动突袭,终于攻破了城池。如果宋军能够在那个晚上保持足够的警觉,加强巡逻和防御,或许就能阻止金军的突破,从而改变整个战争的走向。
除了军事因素外,政治上的决策也至关重要。在金军围城之际,宋徽宗竟然选择了逃避,将皇位传给了儿子赵桓(即宋钦宗),自己则逃往南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严重动摇了军心民心,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如果宋徽宗能够坚守京城,与军民共同抗敌,那么即使不能全胜,也足以提振士气,争取到更多的外援和支持。
综上所述,靖康之变虽然是在一系列复杂的内外因素作用下发生的,但其并非完全不可避免。从政治决策到军事行动,从皇帝到百姓,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改变历史进程的变数。特别是在那个关键的晚上,如果宋军能够保持警惕,金军的突袭就不会成功,靖康之变的悲剧也许就能避免。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我们只能从这段悲壮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警醒后人。
靖康之变是指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导致北宋灭亡的历史事件。又称靖康之乱、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之耻。
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打宋朝。东路由完颜宗望领军攻燕京。西路由完颜宗翰领军直扑太原。东路金兵破燕京,渡过黄河,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见势危,乃禅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
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年)正月,完颜宗翰率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逼宋议和后撤军,金人要求五百万两黄金及五千万两银币,并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同年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金两路军会师攻克汴京。宋钦宗亲自至金人军营议和,被金人拘禁。
除徽钦二帝之外,还有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的灭亡。
北宋的纺织业主要是丝织业,其次为麻纺织业。作为两税的“丝帛”类的七类产品,有四种即绢、布、丝绵、紬,其中绢的数量最大,而北方的京东地区是产绢的集中地,“契丹谓之绫州区,真是名副其实的产绫地区”,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十六以上,但这两个地区恰恰是金军两次南侵的受害最严重的地区,这对于北宋的纺织业是个不小的损失。
靖康之变,金兵大举南下侵宋,北宋灭亡;取而代之的南宋,其统治范围狭小,仅仅只是秦岭淮河以南的江南地区,国土面积只是北宋的三分之二。南宋偏安东南,完全丢失传统农耕区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田赋收入大幅度减少,财政开始倚重非农产业。
靖康之变客观上加强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随着金军的两次南侵,北方各民族人民的家园被毁,广大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出现了历史上又一次南迁的浪潮。靖康之变后,北方的经济重心已然受到很大影响,加之无数难民迁至南方,必然导致经济中心南移。
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北方少数民族也不断融入汉族的生活区域中,南北方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借鉴,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也不断融合。总之,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迁至南地不但补充了南方的劳动力,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增加了南方的军事力量,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