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是指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13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事件。
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这时,《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和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虽然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人,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公车上书的核心意义在于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的强烈愿望,冲破了清政府不许“士人干政”的禁令,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转向政治实践的起点。这次上书虽然被阻于都察院,但广为流传,影响甚大,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开始转变为救亡爱国的政治运动。
公车上书的影响包括:它冲破了清政府不许“士人干政”的禁令,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转向政治实践的起点。虽然上书被阻于都察院,但广为传抄,影响巨大,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爱国知识分子团结一致、冲破朝廷禁令的组织起来的请愿运动。
公车上书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公车上书”中,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宜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