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因素:由于唐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唐玄宗只能以募兵制代替,把募兵权力下放到各地方军阀,使得征召的兵员成为地方军阀的“私兵”。加上开元以来领土扩张,唐朝实施的节度使制度使得地方军阀权力越来越大,甚至到了“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的地步,类似于一个分封的诸侯。由于各节度使像卫星一样环卫中央,甚至边兵数量占到了全国总兵力的85%,使得中央军的守备能力形同虚设,无形中增加了叛军起兵的勇气。
经济因素: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是唐朝后期经济空前繁荣的一个阶段。然而唐玄宗后期耽于享乐,闭目塞听,忽略了民生,使得大量土地被权贵兼并,老百姓流离失所,成为流民。而统治阶级日益腐化,过着纸迷金醉的生活,这就加剧了社会矛盾。
阶级矛盾:唐玄宗后期沉迷于杨贵妃的温柔乡中,先后有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把持朝政,任人唯亲、排挤忠良,加速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安禄山军功积累本可以入朝为官,为了入朝为官甚至不惜做杨贵妃的干儿子,但是杨国忠数次阻止安禄山。为了安抚安禄山玄宗只好不停地增加辖区,使得安禄山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节度使。杨国忠和安禄山的争权夺利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导火索。
社会混乱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后安史余党在河朔形成藩镇割据。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
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
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张国刚研究藩镇的专著《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时,才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
边疆不稳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安禄山:唐朝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本名轧荦山,后改名为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南)人。他精通六蕃语言,因战功历任平卢兵马使、营州都督等职,后取得唐玄宗李隆基、杨贵妃的信任,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
史思明:唐朝叛臣、安史之乱叛军首领,本名窣干,营州宁夷州(今辽宁朝阳)人,突厥族。史思明骁勇,通六蕃语,曾累立战功,官至将军、知平卢军事。756年,史思明攻陷常山(治今河北正定),执太守颜杲卿。肃宗即位后,史思明被任命为范阳(今北京西南)节度使。安禄山死后,史思明归守范阳,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