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
因为发起反唐叛乱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
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
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
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自两晋就已经开始,在安史之乱后,北民南迁的状况越来越明显,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