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也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是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这场内战历时七年零两个月,从公元755年12月16日爆发至公元763年2月17日平息。安史之乱的爆发有多重原因,包括唐玄宗晚期的政治腐败、边镇节度使的权力过大、以及宰相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等。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随后迅速南下攻占洛阳,自称燕帝,最终攻陷长安,迫使唐玄宗逃亡。
安史之乱的后果极为严重,导致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北方生产凋敝,许多民众南迁,南方逐渐取代北方成为经济中心。此外,安史之乱还导致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唐朝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唐朝再无中兴之日,进入了平庸的时期。
安史之乱的经典战役包括睢阳之战和昭觉寺之战等,最终虽然由郭子仪、李光弼等主要将领平定了叛乱,但唐朝已经由盛转衰,进入了藩镇割据的时代。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