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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是《桃花源诗》的序言，选自《陶渊明集》。此文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不满。
《桃花源记》原文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桃花源记》写作背景
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主之际，东晋王朝极端腐败，对外一味投降，安于江左一隅之地。统治集团生活荒淫，内部互相倾轧，军阀连年混战，赋税徭役繁重，加深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岁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
同时，东晋王朝承袭旧制，实行门阀制度，保护高门士族贵族官僚的特权，致使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像陶渊明这样一个祖辈父辈仅做过一任太守一类官职，家境早已败落的寒门之士，当然就“壮志难酬”了。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义熙元年（405年），他坚定而坚决地辞去了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与统治者最后决裂，长期归隐田园，躬耕僻野。
陶渊明虽远在江湖，仍旧关心国家政事。元熙二年（420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改年号为“永初”。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棉被闷死晋恭帝。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的波澜。他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但他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桃花源记》中心思想
《桃花源记》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桃花源记》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通过虚构一个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安居乐业、彼此和睦相处的理想生活图景。这个理想社会与黑暗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以及对和平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的向往。通过武陵渔人的行踪作为线索，将现实与理想境界联系起来，陶渊明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渴望，同时也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寄托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以及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评。
此外，《桃花源记》还描绘了一个景色优美、资源丰富、社会平等、和平安宁的理想社会，通过这种虚构的理想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这进一步强调了作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和不满。
综上所述，《桃花源记》的中心思想集中体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通过虚构的桃花源来表达对和平、自由、平等生活的渴望，以及对当时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