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给中国带来沉重灾难。
1858年签订的《瑷珲条约》,沙俄趁火打劫,强占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国领土主权遭受重创,大量百姓被迫迁移,边疆局势动荡不安。
同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英法美俄四国与清政府协定。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可进驻北京,这打破了以往天朝上国的外交秩序,使中国外交主权受侵;增开牛庄、淡水等十处通商口岸,便利列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外国商船、军舰能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内河航运权丧失,中国经济被进一步操控。
1860年的《北京条约》影响更为恶劣。除确认《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外,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香港地区进一步被蚕食;增开天津为商埠,北方门户大开;赔款数额大幅增加,清政府财政濒临崩溃。这些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民族危机愈发深重,为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埋下伏笔。
(一)政治格局:沦为附庸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的统治根基遭受重创,为求自保,清政府不得不投靠外国侵略者,中外反动势力自此公开勾结。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国内反抗斗争时,清政府借助洋枪队等外国武装力量,以血腥手段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
这一过程中,清政府逐渐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附庸与工具,国家主权进一步旁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急剧加深,民族危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任由列强宰割。
(二)经济命脉:遭受重创
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侵略势力如汹涌潮水般扩张至中国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通商口岸大幅增加,海关自主权丧失,西方列强借此倾销海量商品,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在廉价洋货冲击下加速解体。
同时,巨额赔款让清政府财政陷入绝境,为填补亏空,只能加重赋税剥削百姓,民众生活苦不堪言。不过,这一困境也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洋务运动的兴起、民族工业的诞生提供了些许土壤,只是这种近代化进程是在主权严重受损、民族经济备受压抑的夹缝中艰难前行。
(三)文化心理:创伤与觉醒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一暴行不仅焚毁了无数文化瑰宝,更给中国民众带来沉重的文化打击,民族自尊心与文化自信遭受重创,“天朝上国”的迷梦彻底破碎。西方文化、思想伴随着侵略强势涌入,传统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这一剧痛中,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中体西用”思想逐渐萌生,试图在维护封建制度根基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此后,中国开启教育近代化尝试,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军事国防领域也开始引进西方装备、技术,编练新式军队,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艰难转型,传统价值体系与思维模式逐渐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