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除夜的酒后,在父亲的书室里。父亲看书,我也坐近书几,已是久久的沉默一一我站起,双手支颐,半倚在几上,我唤:“爹爹!”父亲抬起头来。“我想看守灯塔去。”
父亲笑了一笑,说:“也好,整年整月的守着海一一只是太冷寂一些。”说完仍看他的书。
我又说:“我不怕冷寂,真的,爹爹!”
父亲放下书说:“真的便怎样?”
这时我反无从说起了!我耸一耸肩,我说:“看灯塔是一种最伟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诗意的生活……”
父亲点头说:“这个自然!”他往后靠着椅背,是预备长谈的姿势。这时我们都感着兴味了。
我仍旧站着,我说:“只要是一样的为人群服务,不是独善其身;我们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们也不必避‘避世’!”父亲笑着点头。我接着:“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奈何以青年有为之身,受十方供养?”
父亲只笑着。我勇敢的说:“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抛离田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一切种种世上耳目纷华的娱乐,来整年整月的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除却海上的飞鸥片帆,天上的云涌风起,不能有新接触。除了骀荡的海风,和岛上崖旁转青的小草,他不知春至。我抛却‘乐群’,只知‘敬业’……”
父亲说:“和人群大陆隔绝,是怎样的一种牺牲,这情绪,我何航海人真是透彻中边的了!”言次,他微叹。
我连忙说:“否,这在我并不是牺牲!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几多好男子,轻侮别离,弄潮破浪,狎习了海上的腥风,驱使着如意的桅帆,自以为不可一世,而在狂飙浓雾,海水山立之顷,他们却蹙眉低首,捧盘屏息,凝注着这一点高悬闪烁的光明!这一点是警觉,是慰安,是导引,然而这一点是由我燃着!”
父亲沉静的眼光中,似乎忽忽的起了回忆。
晴明之日,海不扬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风雨之日,我倚窗观涛,听浪花怒撼崖石。我闭门读书,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这一切都是不变与永久。
“三五日一来的小艇上,我不断的得着世外的消息,和家人朋友的书函;似暂离又似永别的景况,使我们永驻在‘的的如水’的情谊之中,我可读一切的新书籍,我可写作,在文化上,我并不曾与世界隔绝。”
父亲笑说:“灯塔生活,固然极其超脱,而你的幻象,也未免过于美丽。倘若病起来,海水拍天之间,你可怎么办?”
我也笑道:“这个容易……时虑不到这些!”
父亲道:“病只关你一身,误了燃灯,却是关于众生的光明……”
我连忙说:“所以我说这生活是伟大的!”
父亲看我一笑,笑我词支,说:“我知道你会登梯燃灯;但倘若有大风浓雾,触石沉舟的事,你须鸣枪,你须放艇……”
我郑重的说:“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爱的。为着自己,为着众生,我都愿学!”
父亲无言,久久,笑道:“你若是男儿,是我的好儿子!”
我走近一步,说:“假如我要得这种位置,东南沿海一带,爹爹总可为力?”
父亲看着我说:“或者……但你为何说得这般的郑重?”
我肃然道:“我处心积虑已经三年了!”
父亲敛容,沉思的抚着书角,半天,说:“我无有不赞成,我无有不为力。为着去国离家,吸受海上腥风的航海者,我忍心合遣我唯一的弱女,到岛山上点起光明。但是,唯一的条件,灯台守不要女孩子!”
我木然勉强一笑,退坐了下去。
又是久久的沉默——
父亲站起来,慰安我似的:“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的很!”
我不言语。坐了一会,便掀开帘子出去。
弟弟们站在院子的四隅,燃着了小爆竹。彼此抛掷,欢呼声中,偶然有一两支掷到我身上来,我只笑避——实在没有同他们追逐的心绪。
回到卧室,黑沉沉的歪在床上,除夕的梦纵使不灵验,万一能梦见,也是慰情聊胜无。我一念至诚的要人梦,幻想中画出环境,暗灰色的波涛,岿然的白塔……
一夜寂然——奈何连个梦都不能做!
这是两年前的事了,我自此后,禁绝思虑,又十年不见灯塔,我心不乱。
这半个月来,海上瞥见了六七次,过眼时只悄然微叹。失望的心情,不愿它再兴起。而今夜浓雾中的独立,我竟极奋迅的起了悲哀!
丝雨漾漾里,我走上最高层,倚着船阑,忽然见天幕下,四塞的雾点之中,夹岸两嶂淡墨画成似的岛山上,各有一点星光闪烁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这两点星光,也徐徐的在两旁隐约起伏。光线穿过雾层,莹然,灿然,直射到我的心上来,如招呼,如接引,我无言,久——久,悲哀的心弦,开始策策而动!
有多少无情有恨之泪,趁今夜都向这两点星光挥洒!凭吟啸的海风,带这两年前已死的密愿,直到塔前的光下——
从兹了结!拈得起,放得下,愿不再为灯塔动心,也永不作灯塔的梦,无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无悲哀!
愿上帝祝福这两个塔中的燃灯者——愿上帝祝福有海水处,无数塔中的燃灯者!愿海水向他长绿,愿海山向他长青!愿他们知道自己是这一隅岛国上无冠的帝王,只对他们,我愿致无上的颂扬与羡慕。1923年8月28日,太平洋舟中。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我初中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育《孟子》全文。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俣大学。 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HH的《PM》与ETB的《MM》给我看。他和我讨论、不同的无限大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四十年以后在一本书中我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
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在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民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留学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的公工段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进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向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925年10月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