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返回
《贞观政要》是唐朝史学家吴兢所著作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它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奏疏等，另外也记录了一些当时实行的经济、政治上的重大措施，读完此书，感触颇深。
贞观政要卷一 君道第一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
谏议大夫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①。’昔唐、虞②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③。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④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⑤，不能惑也。秦二世⑥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⑦，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⑧信朱异⑨，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⑩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①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②，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贞观政要卷一 君道第一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绝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
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
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
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才是。”
《贞观政要》介绍
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史书。编纂者吴兢（约699 〜749)，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大足元年（7〇1)，由宰相 魏元忠、朱敬则等人荐举，被召人史馆，此后长期在国史馆任职。曾 撰《唐书》九十八卷（一说六十五卷），《唐春秋》三十卷，均已散 佚，惟此书存。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十卷四十篇，约八万字。 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 观年间（627〜649)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 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政治设施内容，赞颂唐太宗的德政 与治术，告诫李唐后继人“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永保唐朝基业。
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 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 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全书简明扼要，具有独创性。 《政要》颇受唐朝统治者重视，被“书之屏帷，铭之几案”，列 为皇家子孙的必读教本。
由宋至清，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推崇此书。 《贞观政要》约在9世纪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受到重视，也被列为 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本。 《贞观政要》国内外现存的古写本有二十余种，其中日本所存的 十八种，均属12世纪以前的写本。
木版刻本有十二种。现存最早的 刻本是中国明朝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本（北京图书馆藏）。 元朝儒臣戈直校勘诸本，加写注释和按语，重新编辑，并搜集唐、宋 儒臣柳芳、欧阳修、司马光等的有关评论，附于章末，于至顺四年 (1333)刊行。
通称为“戈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涵芬楼 影印明刊“戈本”为底本，删去书中评论，保留原注，重加标点印 日本原田种成博士以日本古写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建治本”） 为底本，就日本现存各种抄本、校本、刊本二十余种进行校勘，并参 照《魏郑公谏录》等书加以核对，编成《贞观政要定本》，于1962 年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