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管夷吾是从狱官手里被释放并加以任用的,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从奴隶集市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之苦,以致肌肤消瘦,使他身处贫困之中,使他做事不顺,通过那样的途径来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情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
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忧困,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奋起;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言谈中,才能被人们了解。一个国家,在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外没有与之匹敌的邻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
这样,就知道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享乐足以使人灭亡的道理了。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
“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出自《孟子》所书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群雄四起,天下混战。孟子在当时并不像后世这样受人尊崇,而是处于一种凄凉寂寞的环境之中,他的言论并不被重视。他是抱着古圣先贤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义,完全从济世救人的宗旨出发。他希望在那个只讲霸术、争权夺利的时代中,找出一个真肯实行王道仁政,以济世为目的的领导人物,促使他齐家、治国而平天下。